韩国是半导体强国。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在全球存储半导体市场份额中排名第一和第二。正因为如此证券股票投资学，贸易平衡几十年来持续顺差。然而，除了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之外，在半导体领域很难找到在全球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国内企业。主要材料、零部件、设备仍依赖进口。尽管韩国已成为半导体强国，但周边生态系统却一片混乱。韩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呼吁加强“半导体生态系统”，但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最近谷歌DeepMind发表研究论文，回击针对其AI芯片设计系统AlphaChip的批评。
胡安焉瘦高，留着寸头，国字脸，眼睛小而亮，44年来的经历比大多数人都丰富。
他是地地道道的广州人，父母双双从事业单位退休，有稳定的退休金。然而自1999年中专毕业实习，到2020年初因疫情工作暂停，20年时间里他却辗转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换了19份工作，做过酒店服务员、保安、加油站工作人员、漫画社学徒、女装店主、熟食摊小贩、自行车销售、快递员、夜班拣货人，等等。最长的一份工作坚持了两年多，最短的只做了两个月。
疫情期间，封闭在出租屋的胡安焉百无聊赖，提取出在德邦某枢纽站做夜班理货员的一段经历，写成《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发到豆瓣，文章一下火了，有出版社编辑找上门来，问能否再写写其余工作。于是，他打开记忆之闸，写出首部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胡安焉的文字朴素、情感平实，表达真诚，尤其是写他无数次迫于生计，不得不从事各种门槛不高的工作，进而又产生倦怠、逃离的过程，击中了众多想“躺平”但又不敢真放弃的打工人。
《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三个月后，胡安焉的名气更大了。豆瓣上的读者评论有近两万条，差不多30个记者以面谈、微信文字或者电话的形式与他联系，忙得都没时间写东西。“你是我见的最后一个记者。”7月中旬，我们在成都青羊区某居民小区见面时，他郑重地说。
胡安焉的妻子是成都人，也是写作者，两人在文学论坛上认识，曾经都在北京上班。她在一个教培软件做编辑，要跟家长推销课程，内心始终对贩卖焦虑有所抵触，加上后来国家出台“双减”政策，就辞职回家照顾生病的家人。和妻子在成都的这两年多，对曾经像游吟诗人般漂泊的胡安焉来说，生活难得平静。
那天，胡安焉担心我找不到租住小区的入口，专门到楼下等候。他穿一件宽大的橙红色T恤，远远就挥手，随后带着我一边大步走向电梯间，一边语速很快地热情介绍小区情况，周围便利的文化设施，与书中多次写到自己“社恐”、不善言辞的状态完全不同。“确实人的潜能很大”，到家坐下后，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就像没想到写了14年小说，却因一篇非虚构写作走红一样，真正硬着头皮和记者们接触、逐一参加出版社安排的活动后发现，自己原来可以表达得很流畅。
他本姓范，“胡安焉”最初是豆瓣上的网名，后来变成笔名。命名背后没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只是随手取名的瞬间，脑子里想起了这三个文言词，“胡”是“为什么”“何故”的意思，“焉”则含有反问，叠加在一起，代表对“何以安心”的追问。
幸运的是，自言“本性凉薄”的他，经过生活的反复锤炼，终于把工作和写作完全分开了，一个纯粹为了赚钱，一个纯粹满足精神需求。独自埋头在写作之路上走了很多年后，哪怕没有鲜花和掌声，他也觉得自己“安心”了。
以下是胡安焉的自述。
出书后不一样的我
假如你是4月初见到我，会发现跟现在不一样。以前我很封闭，除了跟妻子说话，不会跟人有太多交流，表达也很拘谨。书刚出来时，我连记者的电话都不敢接，就在微信上接受文字采访，同时接待好几个。而且记者有些问题问得挺大，问我对年轻人的建议，怎么看“脱掉长衫的孔乙己”，第一次看到问题，我都没听过这个说法。我就是一个写作的前快递员，又不是社会学家，有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笑）。
一开始，我还老老实实去想，最糟糕的时候一天有十几个小时都在回答记者的问题。后来被逼得没办法，精力实在不够，就变成电话接受采访。应付记者虽然打断了我的写作，但这是比较异质化的体验，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不是出了这本书，像我这样的人生经历，在生活中是很难得到一般人的认可或者尊敬的——20年换了19份工作，现在在送快递，你觉得别人会怎么评价我呢？
但书出版后，有些人不再持有单一的价值观，能认识到人生质量不是由所谓的成败来评价。当然没有《我在北京送快递》，我仍然能够抵达一种自足、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但可能需要10年或者5年时间，现在是加快了这样一个过程。
以前哪怕在文学网站上写小说，收到的反馈都是微乎其微的，就像在黑暗里边走路一样，不知道一步迈出去是怎么样的。现在不一样了，我能通过网上的评价和读后感，知道自己的困扰和软弱在很多人身上也存在，只是他们担心袒露出来会被人歧视，或者不想在竞争中被揪到弱点，想尽办法掩饰了。我无所谓，都写出来了。我也知道自己不是奇怪的另类，这是很大的鼓励，否则做孤独的个例，其实也会恐慌的。
很多人羡慕我总有放弃的勇气，那其实是他们的解读。在我这边，也羡慕能够坚持下来的工作状态，坚持也是勇气。实际上现在再来看，我也不是每份工作都有必要离开，假如能够克服一些问题，有些工作还是有趣的。比如在上海的自行车店的工作，我喜欢骑车、装车，收入方面也满意。但是随着慢慢变成一个老员工——其实也就工作了一年——处理不了老板和其他同事之间对抗的人际关系，夹在中间非常难受，就离开了。要是我干个四五年，有经验了，以后再找同类型的工作也好找了。
大多数时候，辞职是我克服不了工作中出现的障碍。对我来说，“敢于放弃”的“敢”不是勇敢的意思，是我可以接受放弃一些东西而已，比如成家、生儿育女，和很多人的差异是，看不看得开。
我的非典型广州人家庭
这可能和我的家庭环境有关。我是移民家庭长大，直到我姐结婚，我们家在广州没有任何亲戚。我妈在上海出生，没有兄弟姐妹，6岁随家人到了广州，生活习惯和方言都和之前完全不同，“文革”期间因为外公受过影响，内心有很深的孤独和不安感，一辈子特别紧跟意识形态，总是用最高道德标准约束自己、要求子女。她在海南当知青时，认识了我爸。
我爸是贫农出身的客家人，1979年我出生后，从部队转业回到广州，在事业单位做政工。我爸性格孤僻，不会打牌、打球、说粤语，跟同事没有私交，每天最大的消遣是逛城中村、看《动物世界》。到去世都没学会说广州话，像个孤魂野鬼，孤孤零零的。
如果我父母生活在内地一个小富即安的地方，大家都很传统、保守，可能我和别人没有太多差异性。但是在千年商港、有非常浓厚的市井文化氛围、更看重个人主义的广州，大多数家庭看待问题的方式都是从利害、得失出发，我跟同龄人的成长环境差异就太大了。
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大家更加积极追求各种成功，想办法赚钱。到上世纪90年代，“搞钱”氛围更浓了，事业单位也搞改革，要自负盈亏。这时我爸却面临下岗风险。其实他内心也想发财，但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就转而对改革和市场经济很排斥，把做生意和炒股看成是投机倒把。
那时我妈做财务，不肯配合厂长做账。虽然最后厂长因为经济问题坐了牢，证明她是对的，但在差不多十年里，她不知道如何应对领导的灰色行为，整个人非常焦虑，一直处于神经衰弱状态，对我的情感回应也很冷淡——如果父母在孩子小时候，感情上给予回应和满足，疼爱甚至是溺爱，长大后他们对想要的东西，可能会坚持要得到。
当时，我妈对社会环境的变化也是惶恐的。只是不断对我说，要自律、克制自己的欲望，社会需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违法乱纪，走错路、做错事，要做一个规规矩矩的人，不鼓励我出人头地，或者发财。个人满足在我父母看来都是可疑的，因为追求个人满足，就要有野心、有进取心。
直到2007年我开始做生意，在合伙人家里听到他和父母聊天，才意识到家庭环境的差异。他们家是典型的广州人，重实际。父母会给子女做人生规划方面的指引，告诉他应该怎样做生意，目的是什么，还说规则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事的风险和回报有多少。
那次去他家，对我震撼挺大。我父母从不跟我谈怎么挣钱，没有风险回报比这个概念，认为我的人生规划应该是社会来安排，社会需要什么就去做什么。在父母那里，是讲原则、守规矩，要不黑要不就白。而风险回报比的意思就是，你要走到黑或者灰色这边，然后衡量冒的风险跟得到的回报相比，到底值不值得跨过这条红线。
在这种家庭环境下长大，我的物质欲和同学相比自然更轻。他们做生意时除非迫不得已，不会轻易放弃。对我来说，放下来的阻力比较小，得不到我觉得也没关系。
漫画社的精神启蒙
1999年，我中专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学校安排去一家四星级酒店做实习服务生。同学们都会讨好部门经理，我很反感这样做，觉得他们不体面，想跟这种可耻的人和行为截然区分开来。他们对经理越是谄媚，我对经理就越敌对。我始终不明白他们是怎么从一个学生摇身一变成为成人的，怀疑早在学生的时候，身体里就已经藏了一个成人，踏入社会后，轻松把学生的表皮撕掉。
20年后写书的时候，我再回头去看，那时的我矫枉过正。同学们没有真的得到什么好处，我那样做也是没有意义的。是家庭教育让他们更早理解到社会的一些规律，以比我成熟的眼光看待社会，他们只是习惯性跟领导处好关系，为了自己以后有事提要求方便。经理是无辜的。
在宾馆实习时，父母还偷偷来看我。他们觉得养育的孩子终于工作，能够建设社会了，真的是喜悦。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后来，我和中专同学又一起去加油站面试，他被录用了没去报到，可能就是家人阻止，觉得加油站工作被人看不起，收入不高，整天一身汽油味，没有前途。但我父母却觉得加油站好，因为他们觉得社会所有工种都是平等的。他们是理想主义的。
我曾经对家庭有过埋怨。现在，从接受采访、参加活动，还有网友的评论中，意识到家庭环境对我其实有良性影响的一面。父母对我很宽松，从不定目标，包括成家或者生儿育女都不强迫。早年他们还特别反对攀比，因为当时官方报刊是这样说，他们就这样认同。现在想来，他们的态度也给我一个自由的空间。
开始对我写作产生影响的工作，是2003年在一家漫画社。那家漫画社在国内还是有点名气，漫画杂志我每期都买，上面刊登了招学徒的信息。我按照他们的要求画了一幅漫画，就通过了。不过因为没有工资，只管吃住，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工作。
当时我已经24岁，做过6份工作。之前在加油站、酒店、专卖店里，没有一份工作与文艺沾边，我父母既没有文艺细胞，也没有文艺爱好。在漫画社，我第一次接触到对文艺方面有追求的人。令我印象很深的是，他们当时年轻、叛逆，喜欢反对某些规则的约束，主动把自己边缘化，做的东西也不求商业回报。
而我受家庭影响很大，服从性非常强，非常循规蹈矩，不会反思。不断换工作，我也害怕。当时我在想，按照现在换工作的速度，10年是不是就要换20份？以后怎么办？我怕有一天老了，连生存都有问题。我还认为，自己老是换工作、融入不了社会是我有问题、不成熟。
但他们认为，我身上不成熟的品质是宝贵的。是社会病了，因为你不是垃圾，所以你才不能够待在垃圾场。而在那之前，没有人这样肯定过我。可以想象，那时他们的话对我触动有多大。
后来，因为漫画社的人都太理想，杂志做得不好，大家都分开了，我也继续去别的地方上班。但那段经历给我埋下一颗种子，让我意识到工作不是人唯一的选择，还可以有一个更广阔的精神世界。
竞争手段丑陋的女装店
我的第十一份工作是在南宁开女装店，那是我从事时间最久，造成精神伤害也最大的一份工作。
当时，我和读大专夜校认识的朋友都打工打到怀疑人生，决定一起做生意。一番考察后，我们从广州批发流行高仿女装到南宁去卖。
那个商场里客流量就是那么多，所以竞争非常激烈，手段也是丑陋的。跟竞争对手之间既要提防，又要互相依存，比如上洗手间或者去打饭，肯定要叫对方帮忙看下店。但也要向对方隐瞒爆款货源的进货渠道。客人问衣服多少钱，也不能说出来，而是把价格按在计算器上，否则对方听到，第二天这件衣服就卖得比你便宜。我在那里，就是这样和竞争对手表里两套，虚与委蛇，最后关系也搞得很差。
我本身就很敏感，对我伤害挺大的是，竞争对手还给顾客说我的坏话。具体说了什么我不知道，反正一些顾客就带着莫名其妙的敌意来，还有些人从店外路过时，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有时，竞争对手还找熟客来试探我的价格，不过都被我识破，因为他们也不是什么玩弄阴谋的高手，用的都是很粗糙的手段。但是我在意别人的评价，就很容易受到影响。
店主之间也会互相说闲言闲语，很多都可以说是无中生有。造谣、诽谤、中伤、抹黑，在商场里是很常见的。我不知道这种竞争和当时南宁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是否有关。那边没有地铁，一碗螺蛳粉才3块5，可能因此大家才眼界很狭小，都去拼命争一点小的东西。
我本身就不喜欢搞这些竞争手段，不喜欢跟人聊天，不喜欢说别人坏话，也不喜欢骗顾客说这是正版。以前要是工作中出现这种情况，很快就辞职逃跑了。但在南宁不行，我找父母借了2万块钱投到服装店，只能咬紧牙关扛下去。扛了两年多之后，遇到太多人对我表露敌意了，我开始对人有强烈的回避心理，遇到陌生人心态也不好了，觉得别人看我的目光里都隐含了一些评价。
在南宁开店，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那时我交了一个女朋友，一直都是希望入世的，过一般人的生活，成家、生儿育女，所以一直在努力赚钱。南宁的经历可以说把我性格中害羞内向、不喜欢社交的一面完全催生出来了。最后身心俱疲，觉得入世的追求满足不了我，很肮脏，没有什么质量，不纯粹。
后来，女朋友也觉得我做生意前途渺茫，最终选择听她妈妈的话出国。当我知道她的决定后，更多是一种解脱。
写作让我心安
工作这条路给我的痛苦多于伤心。2009年，我带着女装店赚的6万块钱回到家。差不多有三年时间，就想躲在家里关起房门谁都不见。而且我也知道，以我的能力也好，年龄也好，很难去追求一般人说的那种成功的人生。我想透了，所谓成功的人生给我的快乐满足其实也没什么，我本身就不像一般人那么喜欢吃喝玩乐，或者享受生儿育女的快乐。
也是从30岁之后，我就不把自我价值的实现寄托在工作上了。我发现，写作才是我的价值所在。于是，我就像我喜欢的一些作家一样，循着他们的路去追求一些精神上的富足。那段时间，我看了很多塞林格、卡佛、海明威、卡夫卡等作家的书。
我喜欢塞林格，他的所有作品都在写纯真和这个世界的格格不入，乃至被毁灭。我最初的写作就是从模仿塞林格开始的。后来也尝试模仿过卡佛，他的小说语言是偏实用的，类似新闻报道那种，没有太多的修辞。卡佛笔下典型的人物，往往是那种为生存而挣扎，没什么文化和精神追求，身上又有着种种缺点的人，就是今天我们身边大多数人的样子。因为卡佛自己就出身于社会底层，他很熟悉这类人。
《我在北京送快递》其实相当于回忆录，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没有人希望自己的代表作是一本回忆录。实际上我更希望你是因为我的小说来采访，我希望能有一本书取代《我在北京送快递》，成为我的代表作。非虚构写作是靠内容取胜，不用考虑结构，难度上比写小说低得多，写起来比较轻松，速度也快，小说经常写着写着就写废了。以前，我写的小说在写作小圈子里还是有点名气的，我在黑蓝文学论坛做过小说版的客座版主。《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后，出版社对我的小说也感兴趣，有两本小说会出版，还有一本非虚构写作也要出版，叫《我比世界晚》，讲我的精神成长。
假设2020年的时候我没有写《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到今天为止，肯定也是默默无闻地在写小说。也许，更多接触过我的人会觉得，我是个失败的人，糟糕的人，或者我的家庭教育有问题，才导致快40岁了还在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我不是这样看，无论有没有出版这本书，我是怎样的人本身没有变化。
现在，我的内心还是有些粉尘飞扬，而不是沉淀状态，但总的来说比10年前要平和多了。我希望通过写作获得一种生命上的满足感、成就感。一个社会有更多人能够接受人和人之间的差异，这是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一种方式。多元的社会是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追求、价值、信仰，互相之间没有必要因为差异而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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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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